黄奇帆深刻解析：国际贸易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

导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复旦大学以“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为主题发表演讲。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图片来源：中宏网。

如下为发言实录：

今天一共要讲八个要点。

第一，这三十多年来，世界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三四十年前，也就是1980、1990年，这个期间，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际贸易的总量当中，70%左右是成品的贸易。你这个国家把拖拉机卖给我，我这儿把机床卖给你。总之，是一种产成品的交易。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做出来的产品，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产成品之间的贸易，占全世界货物贸易的比例，一般达到70%左右。

到2010年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总贸易额里面，60%的贸易量是中间品的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

这是2010年的时候，比例其实倒了过来，就是说60%是中间品，40%是产成品。

又过了七八年，到了去年，如果再根据去年总贸易量里面的品种进行测度一下的话，贸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的中间品。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来把它生产出来，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往往是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这个产品，不是一个国家做的，是几十个国家，是几百个企业，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组合的。

这样一个过程就产生了中间品的贸易，也是这个过程产生了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这三十年，服务贸易的量，包括生产性物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金融，各种各样的科研开发、研究设计。总而言之，在三四十年前，在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跟货物贸易来比的话，是5：95的关系。

现在，服务贸易的总量，跟货物贸易的总量大概是30：70的关系。这里面就出现了贸易格局变化。

一个叫货物贸易中的中间品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第二个叫做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总贸易量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从百分之几变成了百分之三十。这个概念是因为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全球服务贸易始终表现为15%到20%的增长率。在中国，最近这十年服务贸易每年的增长都在25%以上。所以中国服务贸易的量是三年翻一番，全球服务贸易是五年翻一番，而货物贸易一般要十年翻一番。在这个意义上，结构变了。

世界贸易格局变了，表现为货物贸易中的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的比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整个生产力体系这方面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第二点，由于产品交换，贸易格局的这种变化，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

现在一个产品，涉及到几千个零部件，在几百个国家或者几十个国家，在形成一个游走的逻辑链，那么谁是灵魂、谁牵头、谁在管理、谁把众多的几百个上千个中小企业产业链中的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这个世界制造业的大头、领袖、集群的灵魂。所以现在看世界的制造业，不像几十年前，看一个一个单个的企业规模多大，而是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谁控制着这个集群，谁是这个纽带的核心，谁是这个价值链的枢纽，谁就是龙头老大。

比如苹果，苹果手机里面，一共涉及到500多个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几百个企业，在为苹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到几十个国家。问题是，这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企业各个有专利，并不是说苹果发明了手机的全部专利，然后把专利交给了这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厂、中间厂，让他们为苹果来进行制造。事实上，这个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零部件供应企业，各个有专利，各个有拿手好戏。他们的这些专利、拿手好戏，都是苹果不掌握的。但是苹果产生了标准，产生了纽带。所有供应链上符合苹果标准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你有创新、有专利、有各方面的知识，苹果就选择了你。有人说核心技术只有我有，我不卖给你，你手机就停产了。这话也没错。假如高通不把芯片卖给苹果，那苹果不就瘫痪了吗？问题是苹果是世界使用芯片最大的户头。如果苹果不使用高通的芯片，高通就死了，是高通先死，而苹果还有其他的芯片可以选择。苹果只是遇上一点困难，而高通立马就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产业巨头，产业竞争能力，不仅仅是核心技术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多少的竞争，讲资本，讲技术，更讲产业链的控制能力。

谁如果控制产业链，谁其实就是在出行业标准，就是大头。谁控制供应链的，你其实是供应链的纽带。你在组织整个供应链体系，几百、上千个企业，都跟着你的指挥棒，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到哪儿，一天的间隙都不差，在几乎没有零部件库存的背景下，几百个工厂，非常有组织、非常高效地在世界各地形成一个组合。在这个意义上讲，供应链的纽带也十分重要。

产业链的行业标准十分重要。各种各样的专利发明，是围绕着这个标准，我发明了专利，但要符合你这个标准，你才会用我的专利。

价值链是在说什么？实际当这个世界几千个零部件、组件、大大小小的部件在组合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做贸易。这个贸易的几百个企业，几千个零部件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各种各样的城市里，是不是每单之间，零部件和零部件厂，零部件和总装厂，都在做贸易，都在相互结帐？其实不是这么结的，他是一个通过互联网、通过通信系统在世界上某个自由港形成一个结算点。苹果一年产生上万亿美元总的销售值。这个销售值，所有的零部件厂平行地都跟苹果的结算中心发生网络的直接联系，然后进行结算。

这种结算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你是美元，他是法郎，他是人民币，他是韩元。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是在一个自由港，自由港的税率只有15%，甚至12.5%。所以它的结算税收低。外汇交易是个离岸交易。离岸交易中心往往是在自由港。跨国公司的结算点，从来不是在一个点上，不是在几百个企业、几百个城市、几百个活动点上发生结算。利用这个互联网，统统在这个结算点结算，这就是结算的枢纽。

我在重庆的时候，在2008、2009年把惠普拉到重庆来建厂。当时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千五六百个零部件，比手机的零部件多。我们定了项目开始干了以后，我问惠普的人你在哪里结算？他说在新加坡。我说你明明在我这儿生产，为什么在新加坡结算？他说，我们全球的惠普，所有的生产点、研发点、零部件的点，通通不在当地做结算，都跟新加坡的惠普结算中心做结算。然后由结算中心结算出来钱支付给各个零部件配套企业，也支付给各种物流，研发的单位，也支付各种专利等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讲，因为自由港本身就成了离岸金融的结算点。

我也跟他讨论过，2008、2009年的时候，中国一年有差不多三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其中一万八千亿加工贸易就是全球产业链布局，但我们一万八千亿美元的结算都不在中国。接近4000亿在新加坡，因为它是自由港，所得税率17%，加上一个自由港的离岸金融政策。3000亿在香港，因为香港设了自由港。然后还有3000多亿在爱尔兰，爱尔兰是英国旁边的一个自由港。还有一部分是在台湾，台湾所得税也是17%，也是一种自由港的性质。还有一部分在首尔以及东京。就是说整个接近两万亿美元的结算都不在中国。中国只是在做加工的苦力。金融结算产生税收，金融结算产生专利、版税，金融结算产生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这些都不在中国。这个意思就是说，谁掌控这个结算点，谁也是这个产业链的中心。

大体上，由于这三四十年，出现了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生产一个产品，就使得这个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的产业链形成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集群。这个集群中各种企业，互相供应零部件、原材料、供应金融，整个体系服务链，生产性服务业，整个服务贸易都在这个供应链中体现出来。这个供应链的纽带，起着枢纽纽带的作用，关键的作用。最终这个纽带也好产业链，当然要赚钱要结算。谁掌控这三个点，掌控枢纽，掌控纽带，掌控产业链的集群。谁就是世界贸易中的产业巨头。你掌控了这三个但你没钱，不用担心，各种私募基金、产业资本都会往你这儿来，因为你有钱赚、有市场。有技术的人都为产业链服务，做芯片也是零部件，做液晶面板也是零部件。有些核心的东西它自己做。但是苹果没做芯片，苹果也没做液晶面板，三星又做芯片又做液晶面板。三星举国体制是韩国特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链是在分工当中产生的。世界贸易是在互动中形成的。这个过程中，新的贸易格局形成了新的世界级企业的产生方法和控制产业的特征。特征就是三链，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产业链的集群、价值链的枢纽和供应链的纽带。这是第二个特征。世界贸易格局由第一个特征引发第二个特征。跨国公司适应这种贸易格局、生产方式的变化，它的组织方式、控制方式、管理方式也发生变化。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特征的变化，由于跨国公司管理世界级的产品的管理模式的变化，也就是“三链”这种特征性的发展，引出了世界贸易新格局中的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的变化，就是“三零”原则的提出。本来WTO从关贸总协定开始，总之就是努力的推动自由贸易，降低各国的关税。五十年前关税平均高度是50%-60%。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关税一般都降到了WTO的关税水平，都降到了10%以下。WTO要求中国的关税也要下降。以前我们汽车进口关税170%。后来降到50%。现在我们汽车进口关税还在25%的水平。但我们整个中国的加权平均的关税率，80、90年代是在40%-50%。到了90年代末加入WTO的时候到了百分之十几。WTO给我们一个过渡期，要求我们十五年内降到15%以内。我们到2015年，的确降到9.5%。到去年已经降到7.5%。不过整个世界的贸易，已经降到了5%以内。美国现在是2.5%。

讲这段是说WTO的运转功能，已经使得在世界贸易发展中，各国关税不断下降。关税越低，越代表了一种贸易的自由化。但这个低关税在世界贸易变化的格局中也不适应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你要收3%或者5%的关税。如果我生产了一个杯子，卖到你国家，你这个国家只是在我这个杯子价值上加5%的关税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如果我这个产品，中间的环节有几十次的要经过各个国家的海关，要跨越各个国家的国界。因为是几十个国家，在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这个时候，这个国家的零部件做出来了，到另一个国家变成一个部件。部件做出来了，再到又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模组，一个系统件，系统件又运到最终总装厂，经过四个企业。如果这四个国家都跟你征5%的关税。这一部分就重复形成了百分之十几的关税，而且把劳动力、物流、运输中的这些非产品的硬件部分，都是一些服务的部分都算到了这个产品的价格上，海关征税的时候，是按价值多少来算你多少税。就比如说一千公里的铁路运输的费用，航空运输的费用，不断的叠加，叠加的过程中都变成了关税的一个基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发现，必须是零关税才能适应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生产厂又卖到全世界，零关税在这个过程是最合理的。所以零关税就这么提出来的。

第二条，企业的运作模式的变化。

第三条，就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税的运作模式，也跟着要变化。

这个变化就提出了零关税。

第二个，零壁垒。为什么要讲零壁垒？因为当有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产业链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如果这几百个企业之间的营商环境不同，你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是准入的，他那个国家在这方面是不准入，跨国公司在生产力布局的时候，按照资源优化配置，这部分布在这儿，那部分布在那儿，布在你这儿市场不准入，布在那儿，你又来一个侵犯知识产权。必须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几十个国家之间才能共同生产这个产品，我们现在讲营商环境要国际化，要法治化，要公平公正公开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涉及到，如果三个国家的制度不同，那企业要在三个国家里面布这个产业链是很麻烦的。

而且这个营商环境不仅是零部件加工厂、制造厂。还涉及到，产业链中间互相供给产生的供应链，供应链有物流企业、航空运输、铁路运输、汽车运输这些都是物流，还涉及到物流当中保税服务，仓储服务，配送中心服务，还会涉及到生产性金融企业，产业链金融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在许多国家，这个是开放的。但在另外有相当一些国家的这些领域中，很多是保守的。这个时候，产业链布局都会受影响。所以关于营商环境中的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壁垒，就是营商环境。如果你的营商环境会侵犯知识产权的，你实际上就是一种壁垒。如果你的营商环境里面，劳动力保护，社保制度跟世界各国都不同，是很冷漠的，很不合理的，也会有问题。如果你的生产关系里面的生态环保做的很差，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市场中心、国家采购各个方面的组织方法。

营商环境就是壁垒的问题。当你把你的营商环境国际化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在三个零里面的零壁垒方面做到跟国际营商环境完全一致，你就是零壁垒。壁垒不是我买你的东西，你不卖给我。你给它设置了一个壁垒。这是一个最直白的理解。但是更多的讨论，是指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这是第二个概念。当几百个国家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这几十个国家的营商国际化、一体化、法治化显得多么的重要。

第三个，是零补贴。

所谓零补贴，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争夺企业到这儿来落户，有意给这些企业进行一定的税务补助。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的布点发生扭曲。你如果一补贴，产业链扭曲到你这儿，对别的国家也不公平。如果大家都乱补贴，到后来也会出现问题。“三零”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

原来，国家海关之间的管理规则，都是在国境线上收取关税或者设置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那么现在进入三零以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海关显得意义不那么大了，只是在起进出口的统计，管理走私或者有些不允许的菜单。那只是在管制的，对一般的制造业来说，三零就相当于国门打开，关税壁垒消除。然后真正的国家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就从国门、国境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品种的管理。进入到国内，按自由贸易去协定，定下来国内区域中的营商环境的互相约束、互相管理。

你如果国内的贸易环境不符合国际标准，我就提抗议。反过来，他如果不符合，我也可以跟他提抗议，互相之间有一定的监督作用。这是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是一个逻辑推理，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到跨国公司运营方式三零为特征的运营方式的变化。到WTO，各个国家之间贸易规则都趋向于三零，这么一个原则的概念。这是我讲的一个变化的趋势，讲了三个要点。

第四个，有关我们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在这样的变化趋势里面，关于三零原则的讨论、发展，现在处在什么状态？事实上，美国还是比较先进的。2002年，他就提出了“三零”的概念。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计划。在WTO里，他也提，在G7，也就是最主要的西方七个发达国家，工业国之间，提了一份“三零”原则实施的时间表。争取到2010年，把关税降到5%以内。争取到2015年的时候，把这个关税降到零。这件事在2002年提出来，显然当时来看整个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事实上到2010年的时候，全球WTO的主要发达国家关税基本上都降到了5%以下，基本上都达到美国设想的第一阶段。但最近七八年世界贸易“三零”走向，美国计划并没有实现。到2018、2017基本上和2010年的关税平均度差不多。

这个主要是在WTO里面，讨论关税为零很难通过。WTO，是多边协议体系，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要有一个国家，成员组织中的一个成员不同意就不能通过。它是有一票反对就不通过的多边体制。

这里面，你说零，往往是指工业国当中，几十个发达国家产业链都在你这些地方转来转去的，对你是有好处的。但你一旦通过，那些跟你供应链无关的，比如非洲的、拉丁美洲的一些搞农业的国家，他的关税也一起变成零。工业中的好处，产业链的裨益跟这些搞农业的国家无关。一般大国小国之间，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要在WTO里统一地通过这个“三零”原则也的确很难。那么就在这个七八年，尤其是最近这七八年，也就是从2005年以后，到2010年之后，FTA，双边的贸易体的讨论，或者是一个地区，五六个国家、七八个国家形成一个贸易体的讨论就不断增加。给人感觉好像发达国家在进行双边谈判，抛弃WTO，把WTO边缘化了。这个概念有这种现象，但事实上我们平心而论，是因为“三零”这个原则的受益区域还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个范围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可以认同产生共识。不相关的就不一定跟你有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讲，FTA，是全球化发展中，生产力发展到这个阶段，进一步促使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特征。它倒不见得是逆全球化。FTA不是逆WTO，FTA也不是逆全球化。它是全球化发展到更高级阶段以后必然的趋势。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想在WTO里实现“三零”原则，当时提出来了。第一阶段目标，实现，第二阶段归零的目标，没实现。这个十来年过程中，FTA谈判变成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一个主要的贸易谈判原则的一个体系。WTO的作用越来越小了，或者这些事情都不讨论了，那不是有点边缘化了吗？大家在讨论WTO的规则要改变。议事规则、管理规则、裁决规则要改变等等。这就是现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新特点。

最近几年，以“三零”为背景、为基础的FTA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还是有比较快的进度。可以看到，去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并且将在今年下半年生效。这一块代表多少？日本的经济差不多五六万亿美元。欧洲的经济也有十几万亿美元。加在一起，差不多二十多万亿。全球经济总共70万亿，这里面有1/3的一块就形成了，这是一个。第二个，美国和欧洲的协议，各方面的条款，都谈好了，还有一部分没谈好。去年年底签了部分协定，敲定到今年六七月份希望签约，当然现在还没有签约，还在谈判，主要是为农业问题，欧洲和美国在讨论，目前还没有统一共识的现象。原来预计六七月份签约生效，可能会推到年底。第三个是美国跟日本贸易协定，已经谈了两年，目前基本上框架文字都有了，还在进行最后的讨论。另外，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北美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了。

讲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在今后的一年，或者在2020年，这几块都加在一起，那么这几个国家，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这块，它的经济总量占全球54%，这些地区互相的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的55%左右。这个意思是相当于美国人在通过FTA的过程，把原来已经淡出的G7又恢复变成了一个一体化的贸易体。

新世纪以来G7变成了G20。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中国没有介入到这个自贸体的贸易圈里，那么我们等于进入了WTO，却又在FTA的范围里出圈了。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进入了FTA，那么加上中国占世界经济16%的经济规模，54%+16%，就等于世界经济的70%。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贸易体了。

贸易量，还不是70%，因为中国的贸易量占全球1/3。在这个意义上讲，这块加上去全球贸易70%-80%就在这个圈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讲第四点，就是以“三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目前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处在什么状况，中国又处在什么状况。我们因为没有去从“三零”角度去跟他们讨论，现在我们跟美国的中美贸易战也不是讨论“三零”的，是在讨论贸易顺差逆差和其他的具体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欧美、日美、欧洲和日本，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个怎么去介入的问题。

同样以日本牵头的，就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自贸体。涉及到11个国家。后来，特朗普上来以后，说美国退出TPP。现在这个贸易体协议倒也签了，是日本挑头的，我们中国还没介入。这么一个亚洲地区，中国不介入，这个自贸体，某种角度上说功能丧失了一半。反过来我们的确该去介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际贸易，今后很重要一个格局。就是以“三零”为原则、纲领的国际贸易的体系的介入、参与、甚至到里面进行很重要的推进工作。这个事情做的好，相当于第二次入市。如果说过去2000年时候的入世引领中国15年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事情谈好对中国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展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我们整个中国在2035年成为世界的现代化的大国、2050年成为强国，都会奠定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想讲第四点，就是以“三零”为原则的FTA的谈判、讨论、区域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在整个世界的格局，状况。第五点、第六点、第七点，具体跟大家讨论一下“三零”原则在中国具体实施的情况。

第五点讲零关税在中国实施会发生什么变化；第六点讲零壁垒在中国实施主要抓什么事；第七点讲零补贴。这三个零，分别讲三条。

第五条，就是讲零关税的问题。

大家有时候，有一种感觉，一讲到零关税就是国门大开，外国货冲击进来，中国的农业会萎缩，工业也会萎缩，服务业也会萎缩，这种观点在90年代讨论也多得很。到要进入WTO的时候了，早进好还是晚进好？有的人说越晚进越好。让我们自己养的大一点、肥一点、强一点，开门了，不会受人家欺负。

那么实际上，当时上海方面，就跟国家提了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进WTO，早进比晚进好，在这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事实证明，WTO进去以后，我们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基本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反过来，我们金融，出现了世界级的最大的金融企业。在2000年的时候，世界金融体系里面，中国所有金融机构都不要说前十位，前二十位一个都没有。现在前十位的银行里我们占五个，前十位的保险公司里面我们也占好多个。讲这段话的意思，通过开放，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多多。

同样，现在大家也会想到，如果关税归零了，会出现什么情况？抽象地讲容易走极端，做任何事都要具体分析，了解问题本质，才能把思维逻辑讲清楚。下面我们就分析中国经济开放，如果按零关税开放以后的几个板块的概念。

第一，当然大家都会想到，工业品、制造业，不管是机器设备，还是汽车产品，还是轻工业，或者其他的工业品，大家首先，看到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产业链当中的零部件中间体，已经占全球零部件中间体，这个概念来说，还就是占60%。这个意思，在中国的进出口一年四万亿美元，然后我们这四万亿美元，进出口里面，跟全国的贸易结构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的贸易国。所以，全球的贸易特征里，中国的贸易特征是聚焦的。我们这个四万亿里面，60%多，就是零部件贸易。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了，我们每年进口一万八千亿，这个进口量里面60%-70%就是零部件。我们芯片进口，就两千多亿美元。液晶面板还进口一千多亿美元，各种都是部件。当你把工业品变成零关税的时候，我们的企业进口关税没了，成本下降了，是最大的受益体，对中国制造业来说。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关税下降，生产的成本又下降，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产业链里面，我们有最大的产业链集群，但是这个集群里面，我们掌控纽带的，掌控标准的，掌控结算枢纽的，价值链枢纽的企业并不多。比如华为，华为的零部件，有三千六百多家大大小小供应链上的企业。这全球的3000多个企业每年都来开供应链大会。华为就是掌控标准。他的供应链企业比苹果多两倍。为什么？苹果只做手机，华为又做手机又做服务器、通信设备。通信设备里面的零部件原材料更多。所以它掌控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集群，掌控标准，也掌控价值链中的牵制中枢。

当“三零”变成零关税的时候，对于在中国形成总部，形成中枢，形成集团的龙头等各方面会有提升作用，这是第二个好处。

第三，通过这样的过程，对我们中国的企业，进一步走向世界，也产生好处。就这这个意义，工业品如果把关税趋零的话，事实上对于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化、集群化和纽带、控制能力有好处，对整个中国工业经济的成本下降有好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进一步分析汽车产业，我们现在国内的汽车厂一年生产2500万辆汽车。那么说，如果没有壁垒了，关税为零了，是不是会大量进口国外的汽车，然后冲击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这话听起来，也有道理。因为我们现在的汽车，比如日本的一个丰田，现在像一个小的面包车一样。在日本就卖40-50万。在我们国内，关税和进口工商税进口增值税一收就变成80-90万，提车可能还提不到，要加近20万才可以提到，最后变成100多万。

我前段跑到深圳，居然跟我合作的二三十个经理，跑到我这里来看我。一看他们开的全都是这种车。香港有两个人是有官邸的，其他人都是自己买房，住自己家里。一个是特首，一个是财政司长。我前两天在香港，去财政司长的家里，我看财政司长的家里除了一栋500平方的别墅以外，最重要就是半山上面有一块非常大的草坪。相当于三个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长方形的草坪，上面一走可以看到香港的各种景观，比如维多利亚海峡的景观。我说你住的比特首家还要好，你怎么可以住这儿？他说英国人规定，财政局长就住在这里，谁当谁就住，谁不当了明天就搬走。他请我们在他家里吃饭。我后来想，有这么一个家，如果不请朋友到这个家里来作客，这个家就像是锦衣夜行。那天，我去看他们的院子里，来了七八个香港的要人，开的车都是方方的面包车。我说你们中邪了，奔驰车都变成这个。这个丰田就大赚一把。

我讲的意思，是不是外国人的车都会这么进来呢？并不会。中国一年是要消费大概2500万辆车。现在这2500万辆里，120万辆从欧洲从美国或者从日本原装进口，其他2400多万辆都是中国自产。但这个中国自产的2400万辆里面有1800万辆是外资企业的车，就是中外合资的车。有德国的、有日本的、有美国的、也有韩国的。在这个意义上，在消费地形成制造业，就近生产出来并卖掉，减少物流。成本低，效益高。再者，他本身就在一个国家里生产，车里也没有关税。哪怕不收关税了，但你从美国、欧洲这么运过来，物流成本多高。对于高档车的消费，那么原本100万辆的，也许可能翻一番，翻两番，变成四五百万辆。但几千万辆规模的，还是本土的企业。这本土企业，无非是开放过程中，合资企业可能变成外资独资企业，但他不会把厂关掉，把美国的产品运过来。他不会做亏本生意。在这种意义上，不用太担心外国的汽车会来冲击我们的这种问题。这个里面，就总的来说，关税下降，会促进中国的生产力结构的提升。促进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的加强。使得我们工商企业的成本下降，有好处的。

第二个事情讲农业。关于中国的农业，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么一个基本面——

第一，我们13亿、14亿人的吃饭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所有吃的东西都外国人供应。好的时候供应，不好的时候给你卡脖子，那饿殍遍野了。中国人的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具体分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搞国际贸易。这里面有一个基本面的分析。首先我国人多地少。我们拥有全世界19%-20%的人口，14亿人大体上是70亿人的1/5。但我们的可耕地总的亩数，20多亿亩。大体等于世界可耕地的9%。20%的人口只有9%的耕地，我们人均耕地是全球人均耕地的40%。我们土地供应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淡水资源是全球水资源的6%。人均用淡水资源是全球人均的24%。这两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土地和水从农业角度讲，要完全自给自足，也是很难的。这是第一个基本面的概念。

第二，我们现在差不多有6.6亿吨农作物粮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每年要进口农产品一亿吨。加在一起，也就是中国14亿人，一年要吃7.6亿吨农作物。

这一亿吨里面，有个基本的分类，我们现在进口的一亿吨里面，有八千多万吨，进口的是大豆，300多万吨的小麦，300多万吨玉米，300多万吨的糖，还有不是农作物，但是动物，也算农产品。进口的猪肉牛肉其他的肉类，也有几百万吨。统统算起来四个三四百万吨，加一个八千多万吨，加起来一亿吨。

分析现在的进出口的结构，我们脑子里要有数学模型，要有形象的演变。假如农产品关税归零，是不是出现世界上的农产品对中国进行倾销？这个倾销又便宜又好。最后使得中国各种消费者不买中国农村的粮食，最后中国农业萎缩，萎缩到一天，人家突然卡你脖子了，你这个地方瘫痪，出问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大体上，一定要做结构分析，才能最后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回答。比如中国人主要吃的粮食，是吃大米。这个稻子，欧洲人和美国人想倾销我们，他也没有稻子。稻子主要是由中国人生产的，当然亚洲人也种。我们跟泰国去买稻子，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无非是他的稻子好吃，糯米。吃泰国的米时候，可以一口菜都不吃，一碗饭就吃下去。我还真干过这个事。我跑到泰国，谢国平请我吃饭，他说饭是用泰国香米做出来的，后来我感觉，真不用吃菜。就很愉快的把它吃下去。这个米确实有点特点。

后来，他给了我一包米。大概有两斤米，我还带回来，让我妈做饭吃。

我讲的意思，调剂一点是可能的。但是你要说，他们跟我们来卡脖子，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我们本来就是大国，人家跟你是利益共享，是一个互助互益的贸易行为。

讲这段，首先就是你关税为零。欧洲美国也供应不了你一吨大米。稻子这件事就不存在问题了。要我们把稻子提供了欧美，他零关税，我们也不会去大量的供应，我们没那么多的土地和生产能力。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我们确实需要人家进口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实际使用的是二十亿亩可耕地。我们一年要自己种一万两千亿斤粮，大体需要12亿亩，意思就是一亩地一年产一千斤。那么12亿亩地就去掉了。然后我们吃蔬菜这类东西和各种瓜果一类的东西自给自销，大体上所需要的产能是6亿亩。剩下两亿亩，要种饲料，饲料转化为猪肉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每年平均来说，不管你吃鸡肉、兔肉、猪肉、牛肉大体40公斤左右。那么13亿人，五百多亿公斤，相当于五千多万吨，一吨肉要四斤饲料转化，所以就需要四亿多斤饲料。也还是按一亩地一千斤来算。要四亿亩到五亿亩。这个时候我们只种两亿亩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豆进口到八千多万。

全世界能够做贸易的大豆就一亿多，60%给我们买来了，也就是说在没有零关税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个天花板的量，你想多也多不了。那么零关税情况下大豆的进口也还是八九千亿，不会变一万亿的。这个量大概就是这个量。跟这块相关的是饲料国的概念。我们土地也不够，黑龙江的大豆都给我们做了豆浆吃了，中国人的大豆，自己做豆制品做豆浆能吃掉。还要给牛、给猪吃还真的不够。所以我们都从国外进。

再有，进猪肉，当然也是需要进一点，从美国欧洲或者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小麦、玉米、糖，这是我们北方人都还喜欢吃面粉的，南方人当然也吃馒头，总之小麦是需要的。玉米也是需要的，即是饲料也可以人吃，同样还有糖，中国人国内的市场每吨是五千块，在欧洲和美洲巴西这些地方糖基本上每吨1500块人民币差价就是三千多，你如果放开一点，就会在这个地方多进一点，把国内糖的价格往下降。不过现在糖尿病越来越多，看到糖就害怕，连花生糖看见了嘴巴想吃也不敢吃。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东西变化是有限的，真正要进口的，关税降为零，多点少点，是会带来变化的，应该是在糖、玉米和小麦。但这方面，WTO也好FTA也好，它也是可以有配额的，也是可以管制的。

这是农业分为三块的分析，大家就知道，真的零关税对中国农业总体上是起到调剂补充的作用，是有好处的。

第三方面，当然就是原材料、能源。中国铁矿石少，每年中国的铁矿石，不管我们是压产能还是去库存，我们一年也要生产七亿吨钢，七亿吨钢需要十几亿吨的铁矿石，其中2/3的铁矿石从国外进口，我们国内没有这么多的铁矿石可以供应。这个也就是说你加不加关税，总是这么一个量。

再有，就是石油。现在中国一年用六亿吨油。国内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生产2亿多吨，进口4亿多吨。我们一年进口的原油花两千多亿美元。这是我们需要进口的。

也就是说你关税是不是零都不相干，已经是2/3的进口，还在大量的增加，再冲击能把你冲到哪儿去？

天然气，我们一年实际上需要至少三千多亿方，现在实际供应方是两千亿方，有许多城市想要天然气但没有供给。两千亿立方米中我们自己生产一千多亿方，从美国从俄罗斯等进口一千多亿方。

我们的能源、原材料本来就在大量的进口，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怕不怕冲击。反而是通过关税下降，跟世界各国的贸易搞的更平衡更协调，越是这么协调越安全。这是第三方面。

第四方面，就是消费品，包括药品，化妆品，衣服服装，或者其他的日用品。我们现在的消费品，为什么每年上亿的人，出国旅游，大家就 “蚂蚁搬家”式背东西，从世界各国背1500亿美元的货回来。如果这1500亿是我们进口在国内销售，我们就增加1500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而且减少1500亿美元的顺差。但现在，老百姓背回来，不作为国际贸易统计，我们顺差4000亿，人家看着觉得你赚便宜了，实际上我们只顺差2500亿，老百姓这1500亿就没算上。

为什么老百姓会干这个活？就因为关税。到法国、到英国、到美国、到日本买东西，比国内的百货商店里便宜，便宜至少1/3。关税一减以后，这方面，整个的就可以国内消费，商店零售就可以刺激起来。老百姓旅游的时候也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背东西，同时进出口顺差还能平衡。好处多多。包括药品，如果便宜以后，更多的国外药品进来，老百姓许多人到国外买各种各样国内买不到的药，这一类对老百姓改善生活，健康各方面有好处的。从这个角度也是好的。

总的意思，如果具体分析零关税的话，四个方面都是好的，最终还会带来第五方面的好处，就是你零关税的时候，就增加了进口量，使得我们跟国际上的贸易摩擦也会减少。

我们不将贸易顺差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也不追求大量出口，当今世界进口大国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可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加工贸易出口大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强国，为什么？因为，第一你如果是世界上的进口大国，说明你这个国家市场容量大，足以牵动世界。第二，你是进口大国，你往往就成为了世界贸易的定价者。进口量大，定价权就到你这儿来。你就有更大的声音，在世界贸易中，可以发声。第三，进口大国，一定是有非常丰富的外汇储备，或者这个国家的货币本身就是世界的硬通货。人家拿了你人民币就像拿了美元一样，不用再去换，直接当作是自己国家的外汇收起来了。从这个角度，有一天人民币变成了世界硬通货，也是成为进口大国的一种标志。

对刚刚说的五方面做分析可以得出零关税利大于弊。

第六，零壁垒。

零壁垒我开始就讲了一个定义。壁垒，就是要讲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要讲市场的开放，要讲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开放。要讲我们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有便利性，不能跑到海外总是受到别的国家磕磕碰碰的阻拦，就是别的国家给我们很多的壁垒，如果我们签订了零壁垒，我对你没壁垒，你对我也没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方便。有四个方面。

首先，讲营商环境，主要是讲八个要素。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有的说同等国民待遇，这讲的是你的企业，我的企业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成了。这两个生成了的企业一样的待遇。但如果我这个地方有一个规矩，你的企业我就不让你诞生，不给你注册，不让你准入，那你说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就是废话一句，我都不让你准入，你就没资格参与公平竞争或者不公平竞争，你连竞争的门槛都不能入。所以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可以不可以到你这个地方开公司，国有企业可以，民营企业可以，外资企业也可以，同等的准入前的待遇。这个定义跟后面的同等国民待遇是两个概念。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我们有一句行话，叫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负面清单，不能干的我定负面清单。我负面清单之外的你都可以干。前几年我们政府就在搞负面清单。一搞就搞了三百多条。任何一个地方三百多条负面清单，搞得企业什么都不可以。这次人代会，李克强总理报告里讲，负面清单的条目要大大的约束减少，你减少到一定的量以后，法无禁止都可行，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对政府要有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就是说政府别多动症，什么都想做。法无授权，你就不能乱管三七。也就是说不能多动症。这两句话是对称。负面清单管理里涉及到这两句话的法治性的意义。

第三个尊重知识产权。

第四个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

第五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套制度。环境制度。

第六个竞争中性。竞争中性就是企业产生之后的同等国民待遇。表现在招投标的时候，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提供资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同的所有制的企业，是同等国民待遇。不能有主观上、客观上的差异。

再有，就是政府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就是我允许你企业成立，但不能让你做的事很有限。比如说我们对外资银行最近提出了三个开放，已经操作落实下去了。以前，允许外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股权比例不能超过25%。银行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50%。汽车的外资企业比例不能超过50%等等。现在可以让你70%、80%，乃至独资。这也就是开放一些领域。

还有允许你开银行了，但你这个银行有了之后，要在三十个城市或者三十个省开分行，健全发展。但每开一个支行一个分行都要人民银行银监会去审批，两年三年，那就很麻烦。所以就是说通过备案制可以自由地设立子公司。

同样登记以后营业活动的条款。五个方面还是八个方面还是八十个方面，经营领域里面的具体限制，这一块，怎么放开，也是一种管理方面的事情。所以营商环境，实际上是在讲这些事。这些事涉及到国际化、法治化和公开化。这是营商环境。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禁区。这也是壁垒。主要是讲什么？我们国家四十年在房地产、在工业、在制造业或者基础设施领域，对外资基本上都开放的。这次人代会通过了《外资投资法》实际上把这些年在这个方面的开放政策法治化，形成一个新的法规。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们以前视若禁区的，不怎么开放的，或者嘴上在说开放但操作的时候迈不开步的那些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金融、服务贸易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开放度是很低的。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想象开放度是很弱的。其实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营业额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量、营业量、业务量的百分之四点几。那个时候外资金融机构没开放，就是在上海浦东这些地方搞了一下。但是到2018年，十八年过去了，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量，资产量占整个中国金融机构业务量资产量1.6%。这个缩小，说明这十几年外资金融机构发展不快，另外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内自己的国有民营的金融机构成长得飞快。你分母变大了，分子不动，比例也会缩小。

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个领域还真不是担心人家来冲击我们。我们有太强大的壁垒和自卫意识。哪个文件规定的？真没有。稀里糊涂中，懵懵懂懂的，形成非常大的保护体系，玻璃门也好，铜墙铁壁也好。在这个意义上开放有助于我们竞争发展。

医院也是，外资办医院，一般很难的。世界上的一些好的医院，在中国来建生产效力都很低。外资办学校，也是很少或者很慢，他们不是没积极性。他们看到我们有巨大的市场，你就看浦东，那时候我们在浦东的时候，大家意识比较开放，也就是在九十年代的初期，中期的时候，上海浦东就允许外资办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欧工商管理学院，都是那时候搞起来的。

浦东金桥有一个小学，进了这个小学可以读到初中，一直读到高中，十年连读的，读了以后，这是外国人办的一个外国学校，贵族学校，然后这个学校的人出来以后，可以有通道到美国常春藤大学里面去读书。结果整个上海，多少人都想到这个地方去，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在重庆，我根本不来管自己老家浦东的事，后来有一天碰到一个上海人跟我说，他的小孩想到这个学校去。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想想这个地方，读书这么难？后来我就问朱晓明——我的老朋友，我说你那个时候搞的学校现在是上海很有名的学校，他说是。这个学校，每年如果有一个名额出来，至少有一百多个人来竞争。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学校定了一条制度，不管上海什么人等，市级领导局级领导还是谁，批条子通通没用。我一听上海还有这样的好学校。我们重庆的学校，我一打听，好学校都如此。

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让更多的学校进来呢？我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在2014年的时候办了一个学校，这所学校是美国常青藤大学在新加坡办了一个分校，这个分校一年招生六七百人，几年下来，一共有几千人，95%是大陆的学生。孩子一去读，他的老爸老妈也跟着到那边生活工作，去移民或者什么。总而言之，里面的人，原则上新加坡人去读只占5%，95%是大陆的学生进去了。既然是这样，我问他们校长为什么不开到上海、北京去，而跑到这儿，让我们的学生走来走去？他说是你们不让我们办。我就懵掉了，后来我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从这个角度是要开放的。开放不在嘴上，而是很实质性的，把教育、医院、包括文化，文化里面有大量的创意产业，各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物流业。现在物流业，我们想想这里面也没什么复杂性，但外资来干也不大容易干好的。

总的意思就是服务业，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数字贸易里面，也有很多复杂性的壁垒。比如说你搞了一个研究所，你让外资把研究中心搬过来，他说可以，我们的人搬过来，不可能把美国的书、资料统统搬过来，主要是靠网，如果五十个人在你这儿工作，每天都要跟美国的互联网通，但你们这儿就要翻墙。这翻墙我们是不做的，因为我们的人不能违法。你们中国人自己翻墙是你们的事，我们遵守你们的法律，我们绝不翻墙，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来中国开研究所、研究中心。就这一个，数据通信的自由，这是FTA讨论里面数字经济的第一条。

第二，当然就是说数字经济里，还有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也是，我们的数字经济是鼓励它发展。在鼓励发展的时候，游戏规则定的比较少，像农村里的庄稼，在田野里杂草乱生，因为游戏规则很少。到了城里，同样这个土地上游戏规则各种交通规则都会比较多。在这个意义上，在美国、欧洲，互联网是他们发明的，但中国有很多的互联网的业态发展的好像很好，但为什么发展不到美国去？发展不到欧洲去？也发展不到日本去？这其实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投资问题，就是法治性的游戏规则不接轨。你到他那里，他那些事不许干，美国人的法律基本上有一个约定，互联网平台不得搞金融。Facebook，七八千亿美元的平台，它没有金融。亚马逊也没有金融的。Google跟我们百度差不多的搞搜索引擎的，他也没有金融的。它就为一切金融服务，为一切企业服务，为一切市场服务。他就做它的平台，不跨界。一跨界，这里面会乱套。而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都搞金融了，是你搞金融？还是你乱搞金融？还是你帮助金融提高了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的P2P，一搞就搞了上万个。从2006年的第一个宜信到2012、2013年大规模推广，到处都是站台和宣传。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内容很多，一下子就刮了一阵风，最后这个东西都是什么？是农村里的高利贷在互联网的套路里，在新瓶装老酒。

农村里的高利贷都是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在几十人几百人的圈子里，互相乱借资，高吸揽储，借新债还老债。如果有最后崩盘了，了不得损失几十万、几百万，最多就损失个几个亿。但一跟互联网结合在一起，可以日行万里，穿透到全国各地。一个网站就把全国各地给覆盖了。几个月几年一过，几百亿的坏账就爆炸了，这里面就有很多游戏规则。数字贸易谈判，这方面游戏规则的谈判，有个判断理解的问题。数字通信，进出自由方面的游戏规则问题。还有就是对于一些数据产权跨界流动的时候，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判断，也是一块。

这一块，现在欧洲跟美国谈判也是焦点，日本跟欧洲谈判也是焦点，大家在这块还是很认真的。我讲这段壁垒这件事，内容其实很丰富，是当下，在零关税背景下，国门打开的背景下，壁垒成为各国之间认真计较谈判的重要内容。如果把这些事处理好了，壁垒的问题就解决好了。

第三就是补助。零补贴的问题。

零补贴，其实一可以使得国家一年加入本来要补贴几千亿，现在可以省掉一两千亿，财政可以节约开支，少补贴。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好处。第二，补贴的过程，经常会出现跑步前进、灰色交易。实际上少补贴，不搞这种补贴，这一类的不正之风、灰色的现象相对就会收缩减少。第三少搞这种补贴，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自身更加健康。第四，这种补贴，往往变成人多钱多干傻事。反补贴盛行的地方产业结构一定过剩过烂，大家骗钱骗保。

一个电动汽车在补贴的状况下，在2014到2016年三年里面，全国搞电动汽车的法人做的规划，到2020年，这个规划加起来，是多少辆？两千万辆。我生产多少辆，他生产多少辆，报给建设部工业部。规划2000万辆，实际上不会做到。但他就为了骗补奠定基础。这是一个。事实上，前两年大家发现，这个电动车除了骗补产生一个大量的产业以外，没有真正形成多少好的电动车。为什么？全世界的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没解决。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是电池、能源，这个电池充一次电跑400公里。用了一年多的时候，充一次电只跑一百多公里、两百公里。到第三年，基本上充一次电只能跑一百公里不到了。而换一个电池等于半辆车的价格，买得起汽车换不起电池。再有电池下雨天水一进立刻短路，车就废掉了。还有电动车容易着火，一撞肯定触电。事实上全世界电动车的基础还没有奠定。美国人说美国的，欧洲人说欧洲的，特斯拉这么有名，电动车的电池根本没发明任何知识产权，就是把七千个我们说的五号电池串成一个大饼装了上去。就是把日本人的五号电池装起来。恰恰在这块没有任何发明，你搞什么知识创新。所以本人干过一个比较混的事。我当时作为市长，2014年我们科委工业经委写报告来，说我们重庆应该争取搞电动车。电动车的补助，要市政府补贴一万辆。因为一辆车我们补贴一万，中央有关部门也补一万，这样一辆车补两万。后来我就想着，刚刚说的这段话，我就在会上说，根本没有任何可能，2020年前不会有电动车的世界。这种事情不是说你创新，就先扑上去。扑上去创新，让实验室去创，别在市场上搞，东西出不来，害了老百姓。现在我们汽车牌照十万块一个，摇三年也不一定摇得到。摇到还出十万。电动车牌照随叫随到，买了电动车套牢了，这个车不行。所以我当时说，这个东西即使国家出一万，白送，我也不干。这个东西搞到后来会是一场灾难。

后来他们又说了很多，我说那弄一百辆吧。他们会开完后跟我做工作。几个委办主任和管工业的副市长跟我说要标一个姿态，要有积极性，重庆是一年生产几百万车的地方，电动车不搞，你就变成一个老古板，后来我同意一千辆，当然各个省里我们是最少的。所以说要看透，不能为了骗补就乱搞。还有光伏电池，等到补贴一取消马上行业就瘫痪。

补贴要补在哪儿？补在生态环保上。补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下岗工人出现了，我补就业、补他下岗工人的生计。第三，补在研发环节上，研发环节里国家补进去了，企业自己也出钱了，科研人员也下了很大的精力，这样产生生产力跟市场竞争中的补贴是无关的。要把这个补贴补到刀口上。

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这三个点就是第五六七个要点。

最后一点，要讲一下，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们国家在采取措施，中央也非常明确地积极的推进，今年很重要的任务，一边和中美贸易谈判之外，另一边积极的参与和推进双边的，和地区的FTA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在开放当中的引领作用。通过贸易谈判、通过国际贸易之间的这种合作，使得我们的国家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开放的、互利的、普惠的、包容的，而且是共享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实现这个方面，实际上下一轮的贸易谈判，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要以“三零”原则，为纲领的，为基础的，为前提的FTA的谈判。

因为现在说的FTA谈判，里面主要的就是讨论“三零”。所以实际上“三零”这件事、FTA这件事，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60条里，第七章第一段专门讲过中国进FTA怎么展开、怎么推进这方面的事。

国家其实想的很长远。下一轮的国际贸易谈判也好，开放过程也好，是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的。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时候，有五个要点要把握好。第一个，“三零”不等于全部归零，“三零”里比如说关税这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他有一个阶段性和趋势性。比如日本跟欧洲的贸易谈判，他的概念是什么？日本对欧洲的全部的货物贸易的品种，有86%，实施零关税，也就是日本对欧洲，86%的产品关税全部归零。但还有14%的品种，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阶段性、趋势性，15年为零。这是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15年以后，最终一万个商品里面，我可能会有9500个商品变成完全零关税，但还有那么500个，哪怕是一百年以后我也还是有5%、6%的关税。这也是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你争我夺、互相较量的一种筹码，我同意你这两点，你同意我那两点，最后贸易签订了，大家遵守贸易协定。但是“三零”不等于统统归零，这是很具体的概念，这是有关“三零”的灵活性、趋势性、阶段性谈判中，实际上要把握这个东西，我们搞经济学研究的可能在这方面要研究各个国家的案例了。

“三零”的确是要实验的。

为什么三中全会的报告在讲到FTA的时候，后面讲了推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等等。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神圣任务就是对全球的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原则进行先行试验。试验成功了，国家跟国外签订“三零”原则的贸易协定就有底了，就等于可移植可推广到全国。因为FTA只要一签，就不是国家一部分的签协议，而是整个国家的。这个有点像1990年浦东开发，当时中国的开放还是刚刚在货物贸易领域，在服务业金融业统统都没开放。但国家允许浦东开发，保税区里就干这些服务业开放的活。

比如90年外高桥保税区，国家规定的法规一共七条。第一条，允许保税区里面设置的任何企业都可以做进出口贸易。大家如果年纪大一点知道，90年中国任何企业都没有进出口权。外资、内资、民营、国有企业都没有，只有外贸部直属的外贸公司有进出口权。外高桥保税区允许只要在这里进驻的任何企业都有进出口权。

还可以做转口贸易、加工贸易、离岸贸易。这些概念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懂，但当时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了。

再有，允许外资在浦东设银行，允许外资在浦东搞百货商店，允许外资在浦东搞保险公司，允许外资在浦东的保税区里搞批发贸易。为什么把批发贸易单列一条呢？现在搞批发，义乌小商品市场都是批发。但是大家知道90年的时候，中国的商品零售刚刚放开，一般批发都是政府管制，在保税区里搞国际批发，是很稀罕的。去年上海进博会里所有的摊位就是进出口的批发贸易，外高桥保税区90年就开始干了的，所以马上就把外高桥的保税区整个的做法移植到进博会里。

大家想象一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在90年这个机制下搞起来以后，整个中国现在有138个海关监管局，外高桥保税区是其中一个。但它一年做的进出口贸易是1600亿美元。全中国138个监管区产生的进出口贸易是6000亿美元，外高桥一个等于138个的1/4。第二个它一年的税收都有一千多亿。上海一年一共税收是五千多亿，它就占了1千多亿。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它这里10平方公里，就占1/5。上海一年外贸进出口一年也就是五千多亿，它1600亿，也是1/3。所以外高桥里面做的事，就为整个国家进入WTO以后的开放产生托底的作用。

同样我们现在的FTA要进行贸易谈判。我们自由贸易试验区该是什么？就是“三零”。就是零壁垒，零壁垒里面刚刚说的八种投资环境中的营商环境的八条你就要做。你如果做了可以，外国企业到你这儿做八条可以做到，那么别人去推广就有底了。我们现在有许多自贸区，连“三零”概念都没听到过，也没想过自贸试验区和国际上的双边自贸协定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取网上搜一下，看各地自贸区在干什么？一个自贸区120平方公里，往往在城郊结合部，“征地动迁，集中移贫”，实际上在造新城，没有三年见不到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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